以“文明、節(jié)儉、和諧、幸福”為主題的集體婚禮

風俗具有某種穩(wěn)定性，原因在于風俗是社會內生的。移風易俗，必須把社會動員起來，調動社會成員本身的積極性，對風俗進行合宜的改革。而基層社會治理正是以基層黨建為引領，多種主體通過合作、對話、協(xié)商等方式，依法對社會事務、社會生活進行引導和規(guī)范，實現(xiàn)公共利益最大化。

民政部日前要求，全面推進婚俗改革，倡導簡約適當?shù)幕樗锥Y儀。一方面是用莊嚴神圣的結婚登記頒證儀式，代替大操大辦的婚禮儀式；另一方面，利用農(nóng)村基層組織，把辦婚禮的流程、數(shù)額等等，以村民公約的形式固定下來，通過農(nóng)村的紅白理事會來給予規(guī)范。

推動婚俗改革，很有現(xiàn)實針對性。近幾年，部分農(nóng)村地區(qū)結婚彩禮越來越高，一些農(nóng)村家庭因為結婚背上巨額債務。這里邊有女方索要彩禮的，也有男方炫富式主動用擔子挑著人民幣“上門”的。部分地區(qū)“鬧洞房”也有走向低俗化的趨勢，敗壞了社會風氣，甚至將洞房當成猥褻的法外之地。另外，參加婚宴的“份子錢”也將一些年輕人壓得有苦難言。與此有關的負面新聞越來越多，公眾意見越來越大，人們希望看到改變，這種改變的愿望很迫切。

移風易俗是一種社會共識，作為口號已經(jīng)提出幾代人了，但如何“移”與“易”至今仍然是一個問題。風俗處于傳統(tǒng)、文化與社會治理的交叉地帶，把它當作文化范疇，政府部門不管不問，它就很可能以“惡俗”的形式長期困擾我們社會；如果公權力直接強勢干預，比如近兩年一些地方基層出臺文件，給宴席設置行政許可、規(guī)定宴席桌數(shù)和禮金的上限等，又會出現(xiàn)過度干預的傾向，或者存在治標不治本的弊端。

如果我們運用社會治理思維，移風易俗則可以開辟新的路徑。風俗具有某種穩(wěn)定性，原因在于風俗是社會內生的。移風易俗，必須把社會動員起來，調動社會成員本身的積極性，對風俗進行合宜的改革。而基層社會治理正是以基層黨建為引領，多種主體通過合作、對話、協(xié)商等方式，依法對社會事務、社會生活進行引導和規(guī)范，實現(xiàn)公共利益最大化。

在作為社會治理目標的移風易俗中，政府明確移風易俗的目標，而一些群眾組織身居“一線”擔當此任，上承政府目標意圖，下接基層民意和呼聲，將辦婚禮這個流程、數(shù)額等通過村規(guī)民約的形式固定下來，把大家移風易俗的愿望和要求表達出來。通過治理，新風俗不是政府強加給社會的，而是由社會內生出來的。

包括紅白理事會在內的群眾組織，如何成為重要參與方，有效發(fā)揮作用，需要認真研究與探索。紅白理事會之類組織早就存在，但由于人口流動，在一些地方名存實亡。社會生活像一條永遠流淌的河流，風俗將在人們的日常生活中持續(xù)地表現(xiàn)出來，社會治理必須持續(xù)地存在。群眾組織不是政府，但它應當可達可求，這是群眾組織參與移風易俗的前提條件。

基層治理還必須投入必要的資金和資源，否則移風易俗以及其他基層治理都是一句空話。一方面要讓人們把紅白理事會這類組織真當回事，另一方面要使參與人員有責任感也有成就感。這將是一個探索的過程，也是基層治理的魅力所在。

長江日報評論員 楊于澤